直说丨性剥削，远不是“N号房”之恶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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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罪犯要罪大恶极到什么样的程度，才会被律师“拒绝辩护”？
“N号房”的嫌犯，网名“博士”的赵周斌就是如此。实际上，为赵周斌辩护的律师及所属律所信息25日被韩国媒体公开后，该律所接到无数个抗议电话，公司官网也被攻击瘫痪。韩国法律界人士纷纷表示，赵周斌的犯罪行为实在太残忍，估计没有一个律师会愿意为他辩护。
而原计划为赵周斌辩护的律师也在25日当天提交辞呈，该律师表示“赵周斌家人委托案件时，仅告知是一起简单的性犯罪案。但后来了解的详情与他们当初的描述完全不同，因此决定终止辩护合同。”
其实，“N号房”的罪恶，远远不止是“性犯罪案”。
“厌女症”
在报道“N号房”事件的报道中，“性剥削”和“厌女症”是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两个词，而韩国乃至于全世界的性别不平等所引发的犯罪问题，也再次因为这一丑恶的事件被外界关注。
我无意再此复述那些令人脊背发凉的罪行，但却必须指出这其中最让人毛骨悚然的一个数字：26万。
据调查，“N号房”的累计参与者达到了26万人，收费会员达1万多人。而韩国男性数量，总共也不过2500多万人，也就是说每100个韩国男性中，就有1个进入过“N号房”。类比一下，韩国共有26万台出租车，你在韩国街头碰到出租车的概率，就是你周围出现“N号房”会员的概率。
这个庞大的加害者群体背后，是一个在现代社会本不应该存在的词汇：“厌女症”。虽然性别平等的口号已经喊了多年，但是真正能够做到男女平等的社会并不多，甚至在寻求平等的过程中，针对女性的歧视和侵害反而在一些地方变本加厉。
你或许难以想象，在韩国繁华的街头，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幕。
一名年轻漂亮的20多岁女性毫无提防地走在江南站附近的商街上，或许她刚刚逛了几家店，有几件喜欢的衣服准备过几天购买。然而一个陌生的男性，仅仅因为“她是女人”，便将她杀害，并抛尸在附近的卫生间里。
即使已经相隔几年，再次阅读那个男性杀人的理由是“她是女人”时，依然让我愤怒，又让我无话可说。
愤怒的是这个理由无比的荒诞。
无话可说的是这个理由描述了一种无法反驳的事实，她的的确确是个女人，而这个事实成为了她被杀的理由，是多么扭曲的心态。
这是2016年的韩国江南站杀人案。一个无辜的女孩，因为一个无辜的原因，被残忍杀害。
而这样的情绪，如今仍然有其市场，在“N号房”这件事情发生过后，依然有四分之一的韩国男性认为，“这是女孩子的错。”
内心深处物化女性的歪曲观念，固化之深，不言而喻。
从1到N的恶
从婴儿成长为成人，有些人学会了评判善恶，有些人却做出了恶的行为，那些人是怎么学会恶的呢？换而言之，如果恶有第1次和第N次，那么第1次是如何发生的呢？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尝试去理解那些作恶者的心理。我其实不太喜欢代入罪犯的主观思维里，那种思维过程让我的潜意识反感，让我不舒服。最终在比较了几种心理后，我大概能知道一个核心并且通用的结论：所有的施恶者，都不知道恶意味着什么。
在《名侦探柯南》中，有这样的一个罪犯，他为了出名而故意纵火，然后抓拍人们挣扎逃命的瞬间，以此谋取名利。
在他看来，他人的生命只是自己谋取名与利的工具，而不是珍贵而神圣的事物。
而对于韩国“N号房”的参与者来说，又有那么几种类型，一是最核心的虐待女孩并将视频上传的“凶手”，他们认为女孩不过是手中可以赚钱和发泄的玩物；二是“常客”，他们向“凶手”支付费用，通过观看视频，满足自己歪曲的欲望；三是“旁观者”，他们或许抱着好奇心和偶然欲望点击进入，看似最无辜，却最助长了“凶手”的变本加厉。
而某种意义上，恶并无大小之分，所有的越界行为，都应该达到充分的批判。今天的“旁观者”，有可能会成为明天的“凶手”。而唯一防止恶的做法，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清楚地明白什么是恶。
如果把“N号房”比作一个容器，那么这个容器里面可以盛装的不仅仅是对于韩国未成年女性的性剥削这一种恶，还有可能是对于其他任何人类权利的侵害，而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受害者。
读者可以思考一下，“N号房”里的内容，假如换成“虐杀猫狗”，“虐待成功男性”是否就无人观看了呢？或者是看似“恶性更低”的“在别人的饭中吐口水”，“做超市捏捏党真爽”，“一起侮辱某明星”，会怎么样？
有些事情，并非没有发生过，只是还没有发展到“N号房”的规模。
网络是一个无限又狭小的空间，如果把网络比作一个实体，那么与之最相似的结构便是蜂巢。善的声音固然是主流并且占据了这个空间的大部分，但是也有一些恶的声音躲到网络的众多小房间中不断共振充盈。恶也就完成了从1到N的增长过程。
曾经有研究发现，互联网并不使得人们越来越能包容多元，而是使得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单一。你喜欢看什么信息，就给你看什么信息，这是科技加持下的信息筛选。而不喜欢跟不同观念的人交谈，就能不跟不同观念的人交谈。这是科技加持下的群体聚集，这些信息未必只能包括那些正常的兴趣爱好，看法观点，还能包括那些变态而扭曲的价值观。
“投名状”
韩国“N号房”事件则在上述筛选和聚集效应上更进了一步，它采用了一种“投名状”式的聚集模式。何为“投名状”？在古代，土匪如何证明新入伙的人的忠心而非卧底，需叫人提交“投名状”。这个“投名状”，并非只是简单写几句“保证我以后会好好做土匪”，而是需要先杀一个人，带着人头作为证明。
这样的证明方式有两个作用：
一是保证入伙者的绝对忠诚。杀人过后，再无它路，也就能死心塌地作为土匪了。
二是当作恶成为了观赏恶的门票，恶就会链式反应地无休止地扩张下去。
每一个想要观看偷拍影像的人，都在寻找另一个同样想要观看偷拍影像的人，他们越聚集，偷拍便越泛滥。对于其他种种的恶，这一相关性同样适用。在这种“恶的链式传播”中，恶会被加速习惯和正常化，加速完成其“从1到N”的过程。
而在“N号房”事件中，“投名状”的规则化和“从1到N”的利益化，给了恶的传播一个更为危险的土壤，举个例子：在“N号房”事件曝光之后，伴随着一片谴责声的，是各种“求视频”的发帖，这帖子的背后，恐怕就是一个又一个曾经可能成为“N号房会员”的人，而现在，“N号房”对于罪恶的传播是否就此停止，我们并不能够确定。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如在群体中需要有一定比例的人具有免疫力就有可能阻止病毒的传播，大部分人具有良知具有是非评判能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恶的传播。这是“N号房”事件警告我们的。美好的世界并非会自行到来，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完备的监管，并且需要依靠每一个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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